[拼音]：Kongque Dongnanfei
汉代乐府民歌中的长篇叙事诗。最早见于徐陵《玉台新咏》，题作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》，有序云：“汉末建安中，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，为仲卿母所遣，自誓不嫁。其家逼之，乃投水而死。仲卿闻之，亦自缢于庭树。时人伤之，为诗云尔。”宋代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载诗及序入《杂曲歌辞》，题为《焦仲卿妻》，称“古辞”，并说“不知谁氏之所作也”。近人则多取本诗首句拟题，作《孔雀东南飞》。它大致创作于东汉献帝建安年间，是当时人据庐江郡（今属安徽）实有其事的一个婚姻悲剧写成的，后来在民间口头流传。由于原作失题，作者佚名，因而录诗的《玉台新咏》称之“古诗”，《乐府诗集》则以为“古辞”。至于近人或疑此诗为南朝作品，是把全诗在后来流传中民间集体加工润色的成分割裂出来，用作证据，故不足信。
这首叙事诗共 350多句，1700多字。它通过焦仲卿、刘兰芝这对恩爱夫妻的悲剧遭遇，控诉了封建礼教束缚、家长统治和门第观念的罪恶，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幸福的合理愿望。刘兰芝是个平民家女子，17岁嫁给焦仲卿为妻。焦仲卿是个衰落了的大家子弟，在太守府充任小吏。他们结婚3年，夫妻恩爱，相誓“黄泉共为友”，但仲卿的母亲不忘自家是“仕宦于台阁”的大家，歧视兰芝“人贱”，嫌她“无礼节”，“自专由”，蓄意为儿子另攀“东家”，逼迫仲卿出妻。兰芝被遣回孃家后，在兄长的逼迫下答应再嫁而暗自决定以身殉情。在新婚之夜，兰芝赴水自尽；随后仲卿也自缢身亡。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向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最后的抗争，表明了至死不渝的忠贞爱情。作者描述上述悲剧后，又添以浪漫的结尾，在枝叶相通的墓木上栖落一对鸳鸯鸟，夜夜相鸣到天明，彷彿告诫后世人“戒之慎勿忘”。
这诗的男女主人公焦仲卿、刘兰芝和主要人物焦母、刘兄及刘母，都是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。焦、刘两家是封建社会下层的两个型别的家庭。焦家是从上层衰落下来的。焦母是破落大家的婆母形象，顽固、专横，一心指望儿子重振家门，满腔怨气都对儿媳发洩。刘家则本属地位低下的平民家。刘母是小家良母的形象，夫死从子，能谅解同情女儿的委屈和不幸。刘兄则是庸碌的小民，居一家之主，为生计烦恼。只看门第荣禄，无视胞妹的婚姻幸福，有世俗习气，实无害妹之心。这样两个家庭构成了主人公仲卿、兰芝的生活环境，也是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具体原因。仲卿和兰芝的身上，都可以看到各自家庭的影响。仲卿守礼尽孝，性格懦弱。兰芝勤劳善良，温柔体贴，忍受折磨，顾全礼节。他们追求爱情的忠贞和婚姻的幸福。仲卿自知“儿已薄禄相”，不求高官厚禄，而满足于“幸复得此妇”，不愿失掉这幸而娶得的贤慧美丽的妻子。兰芝也“感君区区怀”，忠于爱情，不羨富贵，懂得“同是被逼迫”，矢志以死维护自己的幸福。他们的理想追求和悲剧遭遇，体现著封建统治下广大青年男女的普遍愿望和反抗要求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。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这几个人物形象，是这首诗突出的艺术成就。
从汉末到南朝，《孔雀东南飞》在民间口头传唱中经过不断地加工润色，汲收了丰富的民歌叙事艺术手法和技巧，使它成为汉代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。它是整齐的五言诗，而通篇运用精练的口语，适于歌唱，便于描述，表达灵活。全诗以兰芝的婚姻遭遇为主，描述了从焦母逼归到兰芝被迫再嫁而自尽的悲剧发展过程，故事完整，剪裁精当，冲突尖锐，情节动人。诗中“历述十许人口中语，各各肖其声情”（陈祚明《采菽堂古诗选》）。作者善于以富于个性特点的人物对话开展情节，同时又在冲突发展中表现人物性格。对次要人物如媒人、太守，次要情节如兰芝告别小姑、太守家筹备婚礼等，描述也有简有繁，都起著表现主题思想、衬托主要人物、渲染悲剧气氛的作用。全诗基本上是依照生活本来面貌作如实的描述，但也采用了民歌常用的铺叙和比兴手法，如写兰芝辞别焦家时的服饰仪容、太守家显示富贵的豪华婚礼置备，以及篇末的鸳鸯鸟相鸣等，都不仅起著衬托、渲染作用，更增强了浓郁的民歌色彩。
千百年来，《孔雀东南飞》始终为人民喜爱，传诵不衰。到五四时期，更被改编成各种剧本，搬上舞台，以揭露、抨击封建礼教的罪恶。同时，它也被某些封建文人曲解成写义夫节妇，“作节烈诗辄拟其体，更益以纲常名教等语”（费锡璜《汉诗说》）。可见它的影响十分深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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